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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蕩兩千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

數千年來，中國的官商互動向來緊密，
企業想要拓展版圖、累積財富，良好的政商關係就是唯一真理？
作者從數千年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中，
為您理出縱橫商場無往不利，找人脈又能護錢脈的成功之道。

中國的變動經常背離我的預測，尤其中國企業興起、殞落的過程與速度常令我瞠目結舌，靠著吳曉波的著作，我得以逐漸解開心中的迷霧。
──何飛鵬（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
●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
●中國的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歷史宿命之中？

本書深入西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察覺歷代政治與商業不僅始終遵循著「開放—緊縮」的循環，而且彼此糾葛，商人只能在這樣的輪迴中為人作嫁。

中國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剝削，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兩千多年的中國商業史，實為一部政商兩階級之間的博奕史。

本書特色

選材特殊，時間跨度達兩千多年，是相當完整的中國商業史編年體著作。

作者在中國非常知名，已深耕財經寫作二十年，由作者來詮釋非常具有說服力。

歷史資料豐富，舉證歷歷，文筆流暢，以古鑒今，兼具商業書的知識性與歷史書的好看度。

專業推薦

何飛鵬
（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

陳鴻基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林祖嘉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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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吳曉波
  
  中國權威財經作家，曾任財經記者，現為「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在財經寫作領域深耕二十年。二○○九年被《南方人物週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傳媒領域人物。
  
  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繁體中文由遠流出版，書名改為《中國．崛起》及《中國．飆富時代》兩冊）、《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大敗局》（繁體中文由華品文創出版《大敗局上、下》兩冊）等。
  
  其中《激蕩三十年》被評為「二○○七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及「二○○八年《新週刊》新銳榜之年度圖書」、《跌蕩一百年》被中國圖書評論為「二○○九年度十大圖書」、《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本書是作者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
  
  

浩蕩兩千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目錄導覽說明

• 前言：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部 集權帝國的奠基期─重農抑商的開端
  第1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2章 商父的誕生與早慧的中國經濟
  第3章 計畫經濟的鐵腕時代─兵馬俑帝國的蛻變
  第4章 商人地位低卻自由的時代─造就大漢商業榮景
  第5章與民爭利的帝國邏輯─國營政策的推行
  第6章盛世後遺症─世族經濟與官商勾結
  
  第二部「世界第一」的黃金期─震懾西方的經濟大國
  第7章輕稅簡政的盛唐經濟
  第8章由盛轉衰的大唐經濟
  第9章弱宋下強勢的官商經濟締造繁榮
  第10章走到盡頭的變法預言帝國的衰退
  第11章國際貿易興盛的元帝國
  
  第三部超穩定的夕陽期─中西國運分道揚鑣的轉捩點
  第12章禁錮的中國經濟─明代以來「男耕女織」的詛咒
  第13章商幫崛起之下的晉徽爭雄
  第14章權貴經濟的巔峰
  第15章速富急衰的皇商宿命
  第16章遊走政權與外商之間的十三行商人
  第17章夕陽下的工商圖景
  第18章被鴉片擊潰的帝國與不滅的政商關係
  
  後記
  
  

推薦序
從吳曉波認識中國經濟發展
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 何飛鵬

認識吳曉波是個偶然，他到台灣來開新書發表會，我有幸應邀與他見面，終於一解我仰望名家之盼望。

我是透過吳曉波了解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也透過吳曉波看懂中國企業經營之奧秘。

憑著數十年來觀察台灣經濟發展及企業經營的經驗，剛開始我自覺應該也可以延伸此一經驗，透析中國的變動，但是我發覺我的錯誤，中國的變動經常背離我的預測，尤其中國企業興起、殞落的過程與速度，常令我瞠目結舌，中國自有一套外人無法理解的邏輯。

一直到吳曉波出版了《大敗局》，用他自創的吳氏觀點，解讀中國企業，我才發覺，原來中國有許多外人無法理解的「潛規則」，也有更多外人無法理解的中國式發展軌道，我成了吳曉波的追逐者，靠著他的著作，我逐漸解開心中的迷霧。

吳曉波的創作歷程有跡可循，他從一個企業經營領導者、觀察者、解析者，《大敗局》分析了無數曾經叱吒風雲的中國企業，在企業的微觀中，吳曉波也洞悉了中國的宏觀經濟發展腳步。

於是在《大敗局》之後，他寫了《激蕩三十年》，描述中國從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到二○○八年的過程，這是一個高潮起伏、波濤壯闊的三十年。接著吳曉波再往上追溯一百年，記述了中國近代的經濟發展及企業家所扮演的角色。

吳曉波確立了他從實務面解讀中國企業與經濟發展的專家角色。

然後吳曉波再追本溯源，探索中國人的商人血液，從歷史文獻、古籍中，創作了《浩蕩兩千年》，他認為中國的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奕史。多經典的一句話，離開政治，中國商人無法單獨存在，而中國商人就是在政治的陰影、庇蔭、糾葛之下，小心謹慎地發展了二千年，但最後都不免煙消雲散，《浩蕩兩千年》有其獨特的「吳曉波」氏觀點。

我透過吳曉波了解中國企業發展，現在有機會出版他的新作《浩蕩兩千年》，我也期待台灣的企業界能閱讀吳曉波的著作，以免每天在中國大陸，但是卻「只緣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吳曉波可以讓我們撥雲見日。

前言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費正清《中國與美國》

一、起於司母戊大方鼎的遙想

我曾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個展櫃前足足佇立了一個小時。在恆溫的玻璃大櫃裡，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只來自三千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八百三十三公斤，高一百三十三釐米，長一百一十釐米，寬七十九釐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家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出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了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品質和製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了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家已經給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鑄造流程：

首先，它的鑄造者是一位化學家，對銅與錫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嫻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八四．七七％，錫為一一．六四％，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出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再次，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一千二百℃才能熔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家，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才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鍋是熔銅量為十二．七公斤的「將軍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八十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溶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家，如果一個煉鍋配備三至四個人，則共需二百五十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鍋占地起碼二十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二千平方米的大平臺。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三百至四百人左右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品質。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寧馨兒 。那個領導了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家，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只是後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與驚歎之餘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只三千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為出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一直沒有跨過這只沉默的大鼎。

二、高水準停滯的中國工商文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家之一。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別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歷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家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合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於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裡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一百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十萬人。中國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科技水準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這裡還發生了最早的農業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國是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工商生產和流通創造了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國還在工商制度創新上擁有很多世界紀錄，元代出現了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宋代出現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職業經理人階層，清初則出現了糧食期貨貿易。此外，中國還有非常健全的鄉村自治體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數最為眾多的商幫集團。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十世紀的宋代，GDP總量就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時，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產量，棉紡織業的生產規模是英國的六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了長達千年的「高水準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淩，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病夫」。

生於一九三○年的許倬雲是一位注重實證和量化資料的歷史學家，抗日戰爭時期，他曾隨家在中國各地流浪，目睹農村之真實景象，後來撰寫《漢代農業》一書，據他的觀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的農村變化不太大，我當時看到的農村基本上跟漢朝相差不多」。各地農村所用的機械類農具，如水排（水力鼓風機，約早歐洲一千多年）等都是在漢代就已經發明出來了的。

在工商方面，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產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顏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產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三百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八百三十三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出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家庭的用鐵量將近四公斤，這與一九四九年之前農村家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致，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中國家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在城市經濟方面，最繁榮的大都市出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臺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比例的二○％以上，而到一八二○年的晚清，竟只有六．九％。

更讓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裡，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了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的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制了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五百三十六卷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一九三二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

房貸作業時間

商父的誕生與早慧的中國經濟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范蠡

中國商業繁榮的條件

西元前四世紀到五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個思想高峰期，在東方的中國，相繼出現了老莊、孔孟、楊墨等諸子百家，催動了東方哲學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則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眾多哲人，開拓了西方文化的淵源。

關於這兩座人類思想巔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命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可謂是東風西漸。在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法國的大思想家，如盧梭、伏爾泰對老子和孔子等人表達了高度的敬仰，伏爾泰甚至提出過「全盤華化論」。而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識增強，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便認為，老子哲學反映了「精神的兒童時代」，而同時期的古希臘時代則是「精神的成年時代」。如果從政治倫理上看，雅典對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實踐明顯更讓人神往，中國則從來沒有出現過直接民主這樣的事物。不過，若以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而論，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這種經濟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種原因促成的。

其一，與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經濟制度不同有關。

歐洲在中世紀之前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經濟，封建領主的莊園自給自足，對商品交易的興趣不高，很少與外界發生經濟關係，所以宏觀經濟制度的創新空間十分有限。而中國則因為自然條件的原因，很早就采行了一種更符合經濟原則的經濟制度，至少從有文字記載的西元前七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語言相通、貿易自由的統一市場，產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階層活躍，以至於一些經濟史學家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只出現過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現過經濟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來，中國的統治者就特別強調社會分工，採取各種措施朝這個方向推進，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專業化的商品經濟，自春秋之後就被歷朝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由於社會分工的優越性，中國早期的生產技術發展得特別快。史家普遍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比歐洲早八百～一千年。

其二，地方割據造就思想活躍和制度創新的巨大空間。

人類是在物種競爭中脫穎而出的產物，國家也是如此。自東周之後，隨著周天子權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坐大，各諸侯國為了強盛紛紛實施了變革，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齊國、李悝在魏國、范蠡在越國，都進行了影響深遠的經濟變革。

此外，各諸侯國之間頻繁會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誕生，達成又一輪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經濟貿易的考慮，日漸形成了貿易共同體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各國加快道路建設，嘗試統一計量標準、關稅比率等，這一切都為商業流通提供了條件。